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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牧:歌唱新生活的散文大家
Cr.ChaoShanOnline.com  今日潮汕网·海内外潮汕人  2011年05月29日 15:02  作者:黄国钦

  他是一位战士,一位作者,一位歌手,他用他最深情的声音永远歌唱生他养他的大地。他的很多名篇,像《花城》、《土地》、《古战场春晓》、《社稷坛抒情》、《海滩拾贝》、《榕树的美髯》等,分别被各地的大、中学校采用为语文教材,在全国拥有广泛的影响。
 
  颠沛流离中的觉醒
 
  1919年8月19日,秦牧出生于香港一个破落的华侨商人家庭。秦牧原名林派光,乳名阿书。阿书这个名字,是他出生的时候,他父亲找人扶乩,在沙盘上划出来的,除了“书”字,还有一个“福”字,合起来就是书福。后来,他真的成了一个写书的人,这真是一种巧合。不过,“书”虽然有了,“福”却没有见到,他的一生,是历尽了无数的艰辛坎坷的。
 
  秦牧的父亲林运三,原来在原籍澄海樟林乡间当裁缝,后来到泰国、马来亚、新加坡等地谋生,当过米行的经理。
 
  1931年,秦牧12岁的时候,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战争。正在新加坡读小学的秦牧和学校的老师、同学一起臂缠“毋忘国耻”、“收复失地“的白字黑纱,抗议日寇侵略,还把节省下来的零用钱,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。
 
  这一年的12月,秦牧父亲的米行倒闭了,全家陷于困顿境地,不得已乘“安东”号轮船经香港回内地。从此,随父亲过上了靠典当过日的日子,开始尝到了人间的酸苦。
 
 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,使秦牧自小就形成了叛逆的性格,在海外的那一段日子,在华侨前辈的熏陶下,少年的秦牧又滋长起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 
  1935年,16岁的秦牧开始喜欢读鲁迅、冰心、叶圣陶、茅盾、巴金、艾思奇等人的作品,还有邹韬奋编的杂志。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,使他很早就产生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,对真理信仰矢志追求,对丑恶事物深恶痛绝。这一年的12月发生了举世闻名的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,这对秦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国难日亟,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我国东北,还步步进逼,就是在汕头海面也常常停泊着日本的军舰,日本海军官兵公然佩刀进入汕头市区,耀武扬威,游荡滋事。一想到祖国山河被敌骑蹂躏,亡国之祸迫在眉睫,国民党当局又对共产党实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围剿政策,年轻的秦牧,一腔热血就在胸膛沸腾,他开始以“顽石”的署名向当地的报刊投稿,予以抨击。
 
  1936年,秦牧到了香港,第一年在华南中学念高二,第二年,又转到华侨中学念高三。这段时间,他读了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品,涉猎了世界文学,对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契诃夫、高尔基、马克·吐温、杰克·伦敦的著作都开始问津了。广义来说,从这一段时间开始,秦牧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。清楚记得的,是印度反对殖民统治、求独立、求解放的民族英雄圣雄甘地的秘书拉奥到香港来,发表公开演讲,是秦牧整理了他的发言,试着投到《东方日报》,结果发表了。
 
  在这种反殖民、反独裁、求独立的浪潮中,年轻的秦牧觉醒了,从1936年的“西安事变”到1937年的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,秦牧都积极地加入到港九学生的救亡运动中,走上街头参加义演、募捐,宣传抗日。
 
  登上文坛的战士
 
  1938年3月,19岁的秦牧放弃学业回到广州,参加“前锋剧社”战时服务团,深入城乡,演出抗战戏剧,教唱抗战歌曲。这一时期,秦牧结交了好些长辈朋友,包括著名散文家钟敬文、革命志士石辟澜、戏剧家张客,这些人都给了他很多的教益。后来,秦牧经过朋友的介绍,进入了广州的《中山日报》当助理编辑。这时,秦牧所写的文章,大多采用“林觉夫“这一署名。
 
  开始使用“秦牧”这个笔名是1939年夏天,《中山日报》在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复刊,秦牧在报社的副刊任编辑。
 
  这一年秦牧20岁,这个笔名的寓意,就是“打倒暴秦的苛政之后,在关中过着逍遥快活的放牧生活”。这反映了他对和平劳动生活的憧憬,这个笔名也一直沿用下来,再也没有改变。
 
  秦牧是在1940年加入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的,带着“文协”会员的身份,秦牧从韶关来到了桂林。
 
  当时的桂林有“文化城”的称号,刊物很多,文化人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但因为战火纷飞,物价飞涨,文化人过的生活很清苦,加上出版商又从中剥削,所以流行着很多像“红烧作家肉,清炖读者汤“一类的针砭时弊的联语和怪话。
 
  在桂林的几年间,秦牧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精悍的杂文,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。他的一篇题为《跳蚤——第一流的战略家》的杂文,文笔极其辛辣,极具讽刺意味,还有一些故事新篇,如《谢本师》、《伯乐与马》、《韩非和李斯》、《诗圣杜甫之死》、《死海》、《罗马的奴隶》等等,都是寓意隽永,闪烁着思想火花和艺术才华的早期作品。
 
  秦牧是一个率真的人,喜欢用警语和幽默的比喻,使文章能够一针见血。在他揭露社会黑暗、攻击时弊的杂文创作中,更是发挥了这种风格。他从不喜欢回避自己的观点,从不懂得什么叫做策略。有一次谈起一份反动刊物,他气愤地说:“这类劳什子给我擦桌子我也不要!”气得在座一个接近那个刊物的人物,悻悻然拂袖而去。
 
  听到当年在抗日烽火中,避到国外大耍幽默的林语堂回到国内,又说了一些风凉话,秦牧第一个起来写文章抨击他。这时候的秦牧,是以青年杂文家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的,因此,若干年后,著名作家司马文森在评论秦牧时说:“他是以战士的姿态进入文坛的。”
 
  而这种爱憎分明、是非分明、旗帜鲜明的文学活动,使秦牧结识了不少文化界的朋友,如田汉、邵荃麟、司马文森、熊佛西、艾芜、欧阳予倩、骆宾基、秦似、孟超、韩北屏等文化界人士,都与青年的秦牧有了来往。
 
  新生活的歌者
 
  1949年的4月,在香港的秦牧被特邀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,因故未能出席。后来,在香港地下党的指导和邵荃麟、冯乃超的介绍下,秦牧到了东江游击区,担任粤赣湘边区纵队学习营教导员,接着随部队进入广州,担任军管会文艺处电影戏剧审查组组长。
 
  在解放后的40多年时间里,秦牧一直在广州工作。在十年浩劫前,他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文教厅科长,《广东教育与文化》主编,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,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,《羊城晚报》副总编辑,还当了三年专业作家。
 
  这一时期,秦牧被新生活所吸引而迸发出来的创作激情,真是达到了自身创作历史的最高峰。
 
  从1949至1964年,秦牧共出版文学著作14种,主要作品集有:人物传记《洪秀全》(1949年,新中国书局);中短篇小说集《珍茜儿姑娘》(1950年,南方书店);独幕剧集《北京的祝福》(1951年,南方书店);杂文集《思想小品》(1955年,自学出版社);中篇小说《黄金海岸》(1955年,华南人民出版社;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);人物志《复员军人杜美宗》(1956年,广东人民出版社);儿童小说集《回国》(1956年,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);儿童故事集《在化装舞会上》(1957年,广东人民出版社);童话集《蜜蜂和地球》(1957年,长江文艺出版社);散文集《贝壳集》(1958年,作家出版社);散文集《星下集》(1958年,广东人民出版社);散文集《花城》(1961年,作家出版社);文艺评论随笔集《艺海拾贝》(1962年,上海文艺出版社);散文集《潮汐和船》(1964年,作家出版社)等。
 
  在这些作品集中,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,像《花城》、《土地》、《社稷坛抒情》、《古战场春晓》、《天坛幻想录》、《南国花市》等。广州别称“花城”在全国的传开,就和秦牧这篇《花城》有关。
 
  《花城》、《土地》、《古战场春晓》、《社稷坛抒情》、《海滩拾贝》、《榕树的美髯》等,分别被各地的大、中学校采用为语文教材后,秦牧在全国就拥有更加宽泛的影响了。而在这一个时期,秦牧在人生的旅途上,也达到了一个新高点。
 
  1960年,他以先进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“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”;参加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;还在1962年4月,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的介绍人王匡是延安老干部,省委宣传部部长,后来又担任过中南局宣传部长、国家出版局局长、香港新华社社长等职;另一位介绍人是杜埃,著名的作家,写过《风雨太平洋》等长篇小说,当时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 
  秦牧是以一个新生活的歌者被广泛关注的,他于1962年5月,被中国作家协会派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,参加蒙古国的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。这个代表团只有两个人,天津的著名散文家、写过记录“重庆谈判”的《挥手之间》的方纪当团长,秦牧是团员。这一年12月间,秦牧又被派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,访问了古巴,这次的团长是周扬,团员有林默涵、秦牧等。一年之间,二次作为中国的文化使者出访国外,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。
 
  别致的文艺评论
 
  文艺评论、文艺鉴赏是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。上世纪60年代开始,秦牧在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武汉、广州和海外的报刊上,发表了大量关于文艺问题的随笔,后来,又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开辟专栏,连载关于文艺创作的随感和随笔。这些文章,经过汇编,就成了1962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评论随笔集《艺海拾贝》。
 
  用散文随笔来写文艺评论,探索文学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,是秦牧的一个创举和发明。
 
  那个时代,常常有读者给秦牧写信,询问写作的经验是怎么样的,文学创作有什么门道吗。假如一封封信都答复,那是不可能办到的,秦牧就有了一个念头,把他所知道的艺术表现手法,用散文或者随笔写出来,作为公开的回答。于是秦牧就有意用一种轻松风趣、活泼生动的笔调,用奇妙的联想、开阔的思路、自然流露的感情,寓艺术道理于谈天说地之中,希望以此能够创造出一种文风或者一个记录来。
 
  秦牧的希望是成功的。《艺海拾贝》出版以后,受到了无数读者的热烈欢迎,几年之间,就出版和印刷了好几次;最后,这本书一共再版了8次,总印数达到了近百万册。因为它在读者中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扼要地对这本书作了介绍,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是连续广播了其中的大约30篇作品。一本文艺随笔集被电台作了系统广播,这应该是新中国的一件新鲜事了。
 
  从《艺海拾贝》的成功说明了一个问题,就是以比较活泼的文笔,通过形象和故事,介绍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哲学、艺术等各方面的理论知识,都着实大有可为。在这种生动活泼、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能够日益发扬的情形下,更多更好的理论书籍,必将能够大量涌现,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理论修养,也必将日益提高。
 
  《语林采英》是秦牧的另一部文艺评论随笔集,它是《艺海拾贝》的姐妹篇。与《艺海拾贝》的探索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不同,这是一部探索文学创作的语言艺术集子。最初,这部随笔集是在《作品》杂志上连载的。1983年,由花城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结集出版单行本。
 
  这部讲语言、讲文字、讲修辞的作品集,潇洒自然,引人入胜。
 
  比如修辞,秦牧告诉人们,修辞有二大类,一类是消极修辞,只要把话说得明确、通顺、平匀、稳密就行;一类是积极修辞,除了上面要求具备的这些条件之外,还要积极地随情应景,运用各种表现手法,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,使所说所写的事物呈现出具体形象,产生新鲜活泼的动人力量。文学不像科学、法令、布告那样,运用“消极修辞”的
 
  手法就可以达到目的;它得运用“积极修辞”的手法,因此,当然就得格外讲究语言的功夫了。
 
  秦牧不但对于文艺问题的评论、分析采用这种写作手法,在专门同青年人谈心,促使他们提高心性修养的《每周一谈》,也都运用这种没有固定格式,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的“秦牧模式“,像《让快乐常在你心上》、《骄傲是著名的陷阱》、《当你还是一朵花》……这些文章,在今天读来仍不落伍,仍然让人感觉到不落俗套,娓娓道来的风姿。
 
  歌声再次响起
 
  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喑哑了10年的秦牧,和欧阳山、陈残云、萧殷一起,又重新领军广东文坛。
 
  在10年“文革”的禁锢下如何突破禁区,解放思想,是当年每一个中国人所思所虑的,人们渴望有一股新鲜的风吹来。可以说,在“文革”结束的初期,中国文坛的狂飚,很多就是从广东发韧的。
 
  当时,秦牧担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兼《作品》杂志主编,那一段时间,《作品》在全国领风气之先,以无畏的精神,刊发了大量揭露“文革”灾难的作品,像《在小河那边》、《我应该怎么办》、《海风轻轻吹》……这些控诉“文革”的作品,直指人心,引发了文坛的重大争论,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激情向往。在当时,《作品》杂志一纸风行,洛阳纸贵,期发量竟达到了50万—60万份。
 
  就在繁重的编务之余,秦牧又拿起笔来,继续他的歌唱。从1978年至1992年,秦牧一共创作了39部著作,包括好评如潮的散文集《长河浪花集》(1978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;童话故事集《巨手》(197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;散文集《长街灯语》(1979年,百花文艺出版社);散文集《花蜜与蜂刺》(1980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;散文集《晴窗晨笔》(1981年,花城出版社);散文集《北京漫笔》(1982年,北京出版社);长篇小说《愤怒的海》(1982年,湖南人民出版社);散文集《秋林红果》(1983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;散文集《翡翠路》(1984年,上海文艺出版社);散文集《访龙的故乡》(1985年,黄河文艺出版社);散文集《和年轻人聊天》(1986年,中国青年出版社);散文集《地球龙迹》(1987年,湖南文艺出版社);散文集《哲人的爱》(1989年,广州文化出版社);散文集《华族与龙》(198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;散文集《人生花絮谈》(1992年,广东旅游出版社);人物传记《李时珍》(1992年,江苏教育出版社)。
 
  在秦牧的这些著作中,就包括发表于1978年3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上,辛辣地讽刺“四人帮”追随者的杂文《鬣狗的风格》。
 
  赞颂新中国和新生活,鞭笞愚昧和丑恶,永远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。而在他一生的歌唱中,始终回响着他最深情的独白——我最珍重的品德是:尊重真理;我最厌恶的是:恃势凌人,作威作福;我对不幸的理解是:甘于当奴隶;我的座右铭是:学习,前进;我对幸福的理解是:对人民事业有所贡献,又受到人民的爱护。
 
  这位青年时代抛弃学业,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,并从此走上崎岖险阻的文学征途的战士,半个世纪以来,挥舞着手中锋利而多彩的钢笔,纵横驰骋,鞭挞假丑恶,颂扬真善美,为他心中崇高的理想和信仰,顽强奋斗,直至人生的最后一个清晨,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。
 
  透过秦牧留下来的61部著作,500多万字作品,我们深深体悟到秦牧创作的意义和灵魂:“一个作家如果对社会没有使命感,对人民没有责任感,是断然写不出任何优秀作品,对他所处的时代也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。那些炮制色情文艺,宣传颓废虚无思想和公然抵制为人民服务观点的人,大有可能和那些人类渣滓抱在一起,沉到污水潭中去!“
 
  在秦牧一生中,始终回响着他最深情的独白——我最珍重的品德是:尊重真理;我最厌恶的是:恃势凌人,作威作福;我对不幸的理解是:甘于当奴隶;我的座右铭是:学习,前进;我对幸福的理解是:对人民事业有所贡献,又受到人民的爱护。
 
  □秦牧大事年表
 
  1919年:8月19日,出生于香港一个破落的华侨商人家庭,祖籍广东澄海。
 
  1931年:在新加坡读小学。12月,全家经香港回内地。
 
  1935年:开始以“顽石”的笔名向当地的报刊投稿。
 
  1938年:参加“前锋剧社”战时服务团,深入城乡,演出抗战戏剧。进入广州的《中山日报》当助理编辑。
 
  1939年:《中山日报》在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复刊,任副刊编辑。开始使用“秦牧”这个笔名。
 
  1940年:加入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。
 
  1949年:到东江游击区,担任粤赣湘边区纵队学习营教导员,随部队进入广州,担任军管会文艺处电影戏剧审查组组长。
 
  1949年后至“文革”前:先后担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,《广东教育与文化》主编,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,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,《羊城晚报》副总编辑。
 
  1960年:以先进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“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”。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。
 
  1962年:出版文艺评论随笔集《艺海拾贝》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担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兼《作品》杂志主编。
 
  1983年:文艺评论随笔集《语林采英》出版单行本。
 
  1992年:10月14日,在广州逝世。

来源:今日潮汕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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