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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”——蔡楚生
Cr.ChaoShanOnline.com  今日潮汕网·海内外潮汕人  2011年07月03日 11:31  作者:萨默

    蔡楚生(1906~1968),潮阳人。在旧中国创造首映最高票房纪录的4部故事影片中,有3部为蔡楚生所编导——《都会的早晨》(1933)、《渔光曲》(1934)和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(1947,与郑君里合作)。《渔光曲》于1935年2月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“荣誉奖”,使中国电影首次驰誉国际影坛。新中国成立后,蔡楚生参加编导的影片《南海潮》,曾入选第三届“百花奖”最佳影片。蔡楚生以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,被誉为“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”、“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”。法国的电影历史学家乔治·萨杜尔所著《世界电影史》中,有中国“最杰出的导演为蔡楚生”的评价。这部著作评介的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,蔡楚生是惟一的中国人。

    蔡楚生生于上海,6岁时随父母回到故乡。他自小就参加田间劳动。在这个闭塞的乡村里,没有新式学校,他只能在古旧祠堂里念了4年私塾,这是他一生惟一上过的“学校”。

    蔡楚生从私塾出来后,便失了学。虽然他并不甘心,总想找机会再求学,可是,他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理财经商的好手,便在他12岁那年,把他送到汕头市的一家小钱庄当学徒,后又在一家洋杂货批发店当学徒。于是,他只有一边干着劳累的杂活,一边发奋自学。尽管白天的劳动使他疲惫不堪,但在深夜,他往往把从港、沪运来的包装货箱用的旧报纸当做课本,躲在鸽笼式的吊铺上,在昏黄的烛光下,查着学生字典,逐字逐句地研读。慢慢地,他读起小说,并且开始练习画画。

    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的浪潮,激荡着南中国的大地。19岁的蔡楚生,置身在这场洪流之中。他参加了当地店员工会,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。由于看了话剧《可怜的裴加》,他竟对话剧发生了浓郁的兴趣。之后,他一鼓作气,用15个夜晚写了生平第一个剧本,从此开始了剧本创作,并担任了工会戏剧活动中的编导、演员。大革命失败后,他受到迫害。为了寻找一个“能和全国共呼吸的地方”,他决心不再遵从父亲的愿望,毅然离开了家乡,只身前往上海。

    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后,他找到了一家电影公司的工作。开始,他什么都干:搭布景,写字幕,当剧务,还要拖地,清场,洗痰孟,工作十分繁重,收入却仅够糊口。

    1929年,经过他的长辈同乡郑正秋的介绍,蔡楚生进入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影业公司——明星影片公司。他的奋斗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郑正秋。郑先生起用他担任助理导演、副导演兼美工师,协助自己拍摄了《战地小同胞》《桃花湖》《红泪影》等6部影片。蔡楚生如饥似渴地向郑先生求教。郑正秋一直被蔡楚生尊为“自己学习电影艺术的第一位良师”。

    1930年,一批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知识分子登上影坛,形成了以“联华”为基地的所谓“新派”。第二年,经史东山等4位著名导演和摄影师的推荐,朝气勃勃的蔡楚生毅然脱离“明星”,加入了这一阵营,开始独立担任编导工作,先后完成了《南国之春》和《粉红色的梦》两部影片。影片上映后,受到当时左翼影评家的批评,聂耳曾批评影片是“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”。蔡楚生怀着虚心求教的心情找到聂耳,从此两人成为创作上的诤友。

    标志着蔡楚生艺术思想重大转变的得力之作是《都会的早晨》。由于蔡楚生出身劳动人民家庭,自己有过艰辛的生活经历,因此,当他表现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时,就分外深厚与真切。他在影片中成功地刻画了许奇龄这个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,日益觉醒的工人形象,对劳动人民的正直、质仆的品质进行了热情的歌颂。这部影片上映后,受到了进步舆论的热情赞扬,和《狂流》《三个摩登女性》等优秀的左翼影片一起,被称为“具有伟大未来性的萌芽”,是“对观众们投掷了几颗强烈的炸弹”。

    思想的变化带来艺术上的收获,而艺术上的新收获又更加坚定蔡楚生前进的信念。1934年,他完成了轰动影坛的《渔光曲》。影片通过东海一户穷苦渔民家庭,在船主逼租、官府索税、土匪抢劫下的悲惨遭遇,以极其凄婉的情调描绘了那种经济恐慌、民生调敝的社会现状。《渔光曲》标志着蔡楚生的思想不断提高,技巧日趋成熟,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。这部影片不仅在国内上映时受到广泛称赞,而且在1935年2月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“荣誉奖”,成为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。

   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,直接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揭露日寇、汉奸的罪行,便成为蔡楚生电影创作的主要方向。上海沦陷前夕,蔡楚生辗转到了香港,与司徒慧敏合作编写了《血溅宝山城》和《游击进行曲》,这是两个较早描写抗战生活的电影剧本。

    1941年12月香港陷落后,蔡楚生到了桂林。由于日寇大举进犯湘桂,1944年5月,蔡楚生抱病逃难,年底到达重庆。1945年2月,他进入中央摄影场担任编导委员。

    抗战胜利后,蔡楚生和阳翰笙、史东山一起,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,回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基地。1946年1月,他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,到达上海。6月,他会同郑君里、孟君谋等,组建“联华影艺社”,不久,合并为“昆仑影业公司”,成为战后党所领导的进步电影运动的最重要的阵地。

    1947年10月,蔡楚生完成了和郑君里联合编导的,包括上、下两集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这是他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。这部影片将暴露与歌颂融于一体,既真实地表现出整个抗战期间和“惨胜”前后国统区、沦陷区人民的痛苦。深刻地揭露了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;同时,也热情而又含蓄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幸福与光明。影片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,喊出人民群众的心声,上映后引起了广泛、强烈的反响,出现了“成千万的人引颈翘望,成千万的人踩进了戏院的大门”的沸腾景象。在上海首映时连映三个月,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,进步舆论称誉它是国产片的“骄做”“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的道路”。

    1949年5月,蔡楚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江南北胜利进军的隆隆炮声中,离开香港前往北京,参加了7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。全国解放后,他先后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、副局长等职务。

    1958年,他亲自到新建立的珠江电影制片厂主持《南海潮》的编导工作。这是蔡楚生解放后编导的惟一一部影片。虽然影片只完成了上集(1963年),但一上映就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。这部影片主题鲜明,内容广阔,将渔民老郑一家的悲欢离合,同时代的变迁交织在一起,既让人们看到剧中人物特有的命运,又感受了时代的浓烈的气息。十分可惜,在他生前未能亲自完成下集的拍摄工作。
 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,蔡楚生备受迫害、摧残,不幸于1968年7月15日去世,终年62岁。

    1979年6月,中共影协党委经复查,肯定了他一生所作贡献,为其公开恢复名誉,并于1980年1月举行追悼会。在蔡楚生逝世20周年时,影协广东分会会同汕头市、潮阳县共同发起,在广州、汕头、潮阳三地组织纪念活动,并在潮阳棉城镇的文光古塔下,为蔡楚生树立半身铜像,其基座刻有邓颖超题词:“蔡楚生先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!”像后所立纪念碑,碑文为夏衍所撰,由吴南生书写。

    1995年12月,蔡楚生获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而特设的“中国电影世纪奖”导演奖。

    蔡楚生生前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,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,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。

来源:今日潮汕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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